经过近些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却难称得上经济强国，其原因在于，同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有专家表示，在代表一国科技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制造业领域，我国核心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为50%～60%，新产品开发70%靠外来技术，一些拿得出手的高端产品，重要零部件与关键材料80%以上靠进口。这严重掣肘制造业的发展。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约而至。发达国家都纷纷行动以求搭此快车，如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德国提出“工业4.0”等。我国想要迎头赶上，必须跟上大势、迎上风口，在最体现科技实力的先进制造业领域先行一步，重点突破。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就此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振兴制造业

　　“制造业的强盛与衰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寒暑表”，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奥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汤亮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因此，中国制造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一个从事制造业近20年的企业管理者，汤亮清醒地认识到，把“中国制造”发展成为“中国创造”，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振兴中国制造业的必由之路。“这个挑战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看企业有没有强大的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如果有科技创新的能力，就能以新技术、新产品引领市场，制造业就能持续盈利，企业面临的所有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就无法淘汰落后产能，企业也难以转型升级，结果只能困守愁城。”

　　他说，“天下武功，唯快不败。”制造业的制胜法宝是“唯有创新”。

　　“从前几年开始，随着‘工业4.0’时代的大幕开启，世界制造业的大格局就开始重组。低端制造业在向低成本的南亚地区转移，高端制造业在向技术实力雄厚的欧美国家转移。在‘两头挤压’下，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都有弱化的趋势。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要有危机感，更要有紧迫感。”他强调，中国制造业要走出困境、华丽转身为“中国创造”，并且走向世界市场，必须抓紧时间。

　　汤亮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道路上的“三道门槛”即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他建议，要强化科技创新的政策置顶原则。“在如何振兴中国制造业问题上，企业有许多难处，业界有许多呼吁，专家有许多思路，但是政府决策部门在指导方针上，要有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远见，要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这就是花大力气推动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要舍得花钱建设企业人才高地。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对于人才的表彰，不能老是停留在一张纸上，重要的是为他们解决3个实际问题，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有安稳舒适的住房，有成果还要重奖。

　　他说，如果真正树立起市场“唯优是选”的观念，何愁制造业没有向上发展的勃勃生机？

　　以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是百姓衣食住行的根本来源，也是虚拟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直接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然而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的表现没有那么抢眼。部分省份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工业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要补好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块“短板”，困难重重。

　　“当前，部分地区制造业在国内成本高企和国外出口趋弱的双重挤压下出现了明显的疲软，再依靠原先粗放式的发展路径显然已不可能再现爆发式的增长。况且，那些依靠钢铁、煤炭等重化工产业的地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还得承受“去产能”所带来的阵痛。这是摆在许多制造业企业和地方政府面前一道艰难的选择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郑惠强表示。

　　“相对互联网经济而言，实体经济往往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难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对于创业者吸引力并不大。”郑惠强认为，创业创新虽然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但要对实体经济产生明显推动作用尚需时日。

　　郑惠强认为，实体经济与新兴业态其实并不是在同样公平的监管之下。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企业的经营成本以及政策监管方面的门槛也是不容忽视的掣肘因素。

　　郑惠强介绍说，政府对于制造业质量、安全、标准化等方面的监管早已驾轻就熟。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初创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规做到位，才能使产品合法地在市场上销售，而成熟企业则在技术、质量等方面需要更多积累，不断保持和提高自身的行业领先地位。但是对技术新、门槛高、变化快的新兴业态，监管其实往往束手无策。虚拟的业态模式使其无需在应付政府监管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使企业得以快速增长，这显然是实体经济可望而不可及的。

　　他认为，放弃实体而选择互联网虚拟经济是绝不可取的。因为互联网经济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提高“二次分配”效率上，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

　　“以眼下最火的O2O模式为例，‘饿了么’、‘滴滴快车’、‘摩拜单车’等互联网经济的翘楚们备受资本追捧，估值被不断提升。与此同时，由食品安全、服务质量以及产品可靠性和寿命等带来的压力和成本，则往往是由平台上的实体企业默默承受，而事实上这些实体企业才是真正影响顾客体验度的要素。如果离开了食品、出租车、自行车这些实体产品和实体企业，互联网平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呼吁，要切实减轻实体经济领域创业企业的“隐性负担”。“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除了要应对税费、融资成本等显性支出之外，在接受质量、标准化、安全、知识产权等方面监管时，还需付出大量的时间、费用和精力。面对这些隐性负担，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往往因缺乏经验，一时疏忽而“中招”，轻则造成产品无法如期上市，重则面临罚款和停业整顿。”对此，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创新管理理念、技术和方法，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公共服务，对创业幼苗善加呵护，更多地从方便企业、服务企业的理念出发，广泛宣传和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知晓度。

　　他还强调，要强化“互联网+”企业的质量和知识产权意识，促进其更稳地健康发展。他表示，“互联网+”让不少制造业企业重获新生，但不少企业在发展初期，一味按照互联网企业的“烧钱”扩张模式，热衷于快速抢占市场和用户，却忘记了自己实体制造业企业的身份，疏忽了对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深入研究新业态企业的运作模式。在想方设法将质量意识、标准化意识、知识产权意识导入创业者脑中，让其在规则中前行的同时，对于恶性竞争现象，应当及时约谈相关企业，甚至采取行政强制手段，避免由此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他还提出，舆论的引导要注重“工匠”色彩，少说“财富”味道。他说，振兴实体经济，媒体宣传义不容辞。但应除了宣传企业创造的高额财富之外，还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和做法，多关注企业家隐忍坚守、百折不挠的心路历程。媒体有责任推介中国人自己的马斯克、乔布斯和盛田昭夫，树立起青年人向往和追赶的目标。

　　以金融创新支持制造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能力与金融支持程度密切相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表示，我国金融支持尚不能完全适应科技创新的需求的主要问题在于“四个不匹配”，即：银行业主导的金融风险偏好与科技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不匹配；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科技创新主体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与制造业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不匹配；科技金融的配套服务体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所需的配套服务不匹配。

　　他建议，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包容性。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鼓励PE、VC、天使投资等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加大相关机构和业务的准入扶持；探索修改《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投贷联动”等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留足改革空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还可借鉴美国的《平等信贷机会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禁止信贷歧视的具体类型，强化对公平信贷的检查，以纠正金融机构重国有轻民营的金融支持倾向。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建立创业板的分层管理机制，推动建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创业板、主板之间的转板机制和退市机制，让各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加强非上市公司股权动态转让的制度建设，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政策环境和退出机制，支持证券公司直投子公司、信托公司直投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专业子公司等投资非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债权资产，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主体加大创新投入，完善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调整目录管理方式，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并对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科技创业服务机构、科创类投资机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各级政府建立技术创新引导母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成立科技产业基金进行股权投资，以全面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优化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征信体系。建立健全全国性的信息共享平台，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知识产权质押、交易、处置全流程流转机制。